1942年美国军营里，犹太小伙沙博理，递了张表想学法语。长官瞟了一眼，说法语挤破头了，你去学中文吧。他懵了，这是从未想过的语种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，啃起了方块字，啃着啃着，竟啃上了瘾。
1942年，美国军营里的一次分班，把一个叫沙博理的犹太小伙子给整懵了。
这哥们儿本来是学法律的，正儿八经的耶鲁高材生，二战一爆发，被征去当了炮兵。
为了提升军人素质，部队要选一批人学外语。
沙博理心想，那必须得学法文啊，浪漫又时髦。
结果长官大手一挥，给他划到了中文组，那会儿的他，看着那些像天书一样的方块字，心里估计是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。
谁愿意学这个啊？太难了！
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背。
这一背，命运就彻底拐弯了。
他从最开始的抗拒，慢慢变成了好奇，最后竟然迷上了这门古老的语言。
退伍后，他没像其他老兵那样赶紧找工作结婚生子。
而是把所有的退伍津贴都拿出来，一头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，专门研究中文和中国历史。
同学们都笑他傻，说你一个美国律师，学这玩意儿能干嘛？
沙博理也不解释，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觉得隔着太平洋看中国，就像隔着毛玻璃看人，模模糊糊的，他得亲自去摸一摸。
1947年，32岁的沙博理花了300美金，买了一张货轮的散席票，从纽约出发。
这一路上，他吐得昏天黑地，胆汁都快吐出来了。
好不容易熬到上海，他站在黄浦江边，看着那些穿着长袍、拖着辫子（那时候可能还有遗留）、行色匆匆的中国人，心里那股新鲜劲儿就别提了。
他在上海开了个律师事务所，日子过得还行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去探望一个朋友，遇到了凤子。
凤子可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是复旦的高材生，演过《雷雨》，还是个地下党。
沙博理被她身上的那种神秘和坚定给吸引了。
两人定了规矩，每天一半时间他教她英文，一半时间她教他中文。
在那些深夜的聊天里，沙博理看清了当时社会的乱象，也看懂了凤子他们的理想。
后来凤子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沙博理不但没被吓跑，反而觉得这事儿太酷了，直接求婚。
1948年，凤子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，要被抓。
沙博理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，把凤子伪装成寡妇，自己假装是她的新老公。
硬是带着她闯过了一道道关卡，救了人。
1949年10月1日，沙博理站在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。
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看着下面欢呼的人群，沙博理做出了一个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：我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干。
1952年，他翻译的第一本书《新儿女英雄传》在美国出版了，这可是新中国第一部走出去的小说。
从那以后，他就把笔杆子当成了武器。
他翻译《家》，翻译《林海雪原》，最牛的是翻译《水浒传》，那可是个浩大的工程。
为了翻译好《水浒传》，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。
书里那些江湖黑话、民俗典故，老外根本看不懂。
沙博理就一遍遍地改，既要让外国人能看懂，又不能丢了咱们中国文化的味儿。
这一干就是十几年，直到1980年，全本英文版《水浒传》终于问世，轰动了整个西方汉学界。
1963年，沙博理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儿。
他放弃了美国国籍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国籍。
这在当时可是大新闻，一个美国人，放着好好的资本主义生活不过，非要当中国公民。
到了特殊年代，别人都在闹革命，他却躲在屋里翻译。
他说，那时候外面乱，但我心里不乱，我得把这本书弄完，这是对文化的交代。
后来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，一当就是27年。
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有个慈祥的外国老头，每天早上溜达着去买芝麻烧饼，穿着朴素，说话和气。
没人知道，这个买烧饼的老头，手里掌握着让西方世界读懂中国的钥匙。
他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，也没搞什么大排场，但他留下的那些上千万字的译作，比什么金山银山都值钱。
2014年10月18日，98岁的沙博理在北京去世了。
他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整整生活了67年。
回过头看，如果当年那个军营长官没把他分到中文组，他现在可能只是美国某个小镇上的一个退休律师。
每天钓钓鱼、打打牌，平庸地过完一生。
可正是那次“被安排”，让他的人生变得像史诗一样壮丽。
他用一个美国人的眼睛，看透了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，然后用一支笔，把这份真实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全世界。
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，一个把根扎在中国泥土里的“老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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